案、宅基地的使用等，应严格依据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提出的
“少数服从多数”原则进行决策，并定期进行村务公开，没有任何
特殊和例外。
上世纪 90 年代末，离王圩村不远的魏场村，开创性地制定
了《依法治村公约 100 条》，涉及村民生产、生活方方面面，该
做什么、不该做什么一目了然，村民形象地称之为
“
小宪法
”
。如
今在魏场村，每个农户家中都有一本
20
页的小册子，在广大村
民心中，《依法治村公约 100 条》已深深地扎下根，成为他们生
产、生活中自觉遵守的一道准绳。通过立下治村公约、村民规矩，
既保障了多数人的正当利益，也防止村民自治异化为“村干部独
治”，这何尝不是一条探索村民自治民主化的有效路径呢？
当然，中国农村有其特殊性，不同的地域面临着不同的问题，
受风俗多样化、农民道德水平差异以及发展阶段不同的影响，很
多问题很难用统一的标准来回答，相较于法，农民有时更倾向于
情和理。近年来，一些地方组建了诸如红白理事会等农民自治协
调机构，通过宣传、对话、协商，对法律规定以外的重大事项进
行决策，也是一条值得探索的路径。
以宗亲血缘为纽带，体现了农村人际关系的底色。在村民自
治结构中不能忽视宗亲的作用，既要在法律框架内防止和约束宗
亲家族获取不正当的利益，也要探索利用其独特影响力，协调做
好家族成员的工作，以最大可能达成更多的共识。
然而，农村情况很复杂，即便做到了法治和民主，是不是所
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呢？不见得。因为农民还认一个死理，那
就是干部既要让他顺心，还要让他服气，公道正派，干净干事，
否则村干部就算拥有了法定的权力，农民也不理会他，事情仍然
干不成。
